1965年8月，浙江师范学院从西子湖畔南迁至金华芙蓉峰下，结束了在杭州城将近十年迁转流离的生活。这在浙江师范大学的历史上，是一次重大的变动，对于学校的影响也将会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持续体现出来。现在看来，从杭州到金华不过意味着几十分钟的动车路程，闭目小憩，转瞬即至；但在当时，一个是浙江省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一个是省里较偏远的城市，城市身份的差别远远超出地理上的距离，学习生活条件更不啻云壤之别。对于需要利用都市集中资源的大学来说尤其如此。正如余汉民老师在南迁前的一次会议中提到的：“大学应办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过去在温州、宁波、嘉兴的几个师专、师院都撤销了。借书、买书不方便，有的书买不到。”金华有其现实条件的不足。而且不像抗战时期的大学西迁那般有着令后人肃然起敬的历史意义，谈到 “南迁”，在老一辈浙师院师生的回忆当中总是驱不散一股“被流放”的复杂感受。
诚然南迁金华办学有其益处：一个稳定的校园，远离政治波澜的中心，对于当时的浙江师范学院来说，可能意味着发展的契机。学校在给省委宣传部的报告中提到有教师认为“过去学校搬家次数多，变动大，干了今年，不知明年，说学校是兔子尾巴长不了；现在迁到金华农村，校址稳定了，半农（工）半读方向任务也明确了，新华社也发了消息，是长命学校了，今后只要我们下定决心，干他十年、二十年，一定能做出点成绩，走出自己一条路来”（浙师院党委（65）28号），余樟根老师也说“从成立到现在，一直是动荡不安，办还是不办，定了，安心。搬去也好，安静、空气好。…空气好，有利养病。可以搞副业”，这是一种积极的意见，但当时大多数的师生恐怕都没办法这么乐观地考虑。
虽然从1958年杭州师范专科学校升格为杭州师范学院开始，省里就有将学校迁至金华、改办金华师范学院的打算，酝酿期不可谓不长。但后来随着大跃进运动的结束，在金华建校的人员被撤了回来，此事最终不了了之，直到1965年下达南迁决定之前，再没有任何的征兆，可以说最终决定出现得十分突然。1965年5月下旬的一天，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和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陈冰约见浙江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王元珍、副院长林尧和办公室主任纪梦秋，口头传达了省委关于学院搬迁金华北郊的决定，理由是战备疏散。事实证明这个理由完全是忽悠，这在后面还会提到。此刻需要注意的是“口头传达”，非“正式下文”。而经过一些讨论和修正之后，8月11日晚，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陈冰约见浙师院领导宣布省里的决定。还是口头通知！此后也并没有一个文件详细说明南迁的决定和理由，倒是南迁之后《人民日报》把着重点放在“半工（农）半读”对这一事件作了报道，搬迁的主要理由从“战备疏散”明确转为办“半工（农）半读”学校，也是在八月中旬以后的时候才体现出来的。
从省里初步决定搬迁的5月到开始实际搬迁的8月，浙师院的领导：主要是党委副书记王元珍、副院长林尧、副院长章若明和办公室主任纪梦秋，以及一些科系部门的负责人，频繁开会，商讨相关事宜。当时实际的最高领导院长郑晓沧并未出现在这些会议中，不知是因为年事已高，还是其他的原因。这些会议留下了大量的记录，可以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南迁提供帮助。如果说师生的回忆更多是针对自身情况的考量，中间掺杂着一些道听途说，有所偏薄，未必属实；学校层面的会议讨论则是具体结合各方面因素的现实考虑，接近事件背后的琐碎真实，而更了解真实情况的相关决策者的态度，也可以在一些会议记录中窥见端倪。
在几个月持续不断的会议中，围绕着前期讨论的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解决房屋问题；二是如何向师生传达动员。后期的重点则转向具体搬迁的安排。
用房不足是最为现实的困难，因此相关讨论直到8月开始搬迁都没有终止过。浙师院在给省里的报告中提到：“根据省委指示，我院在下学期开学前迁往金华，住原金华师院旧址。为了做好迁移准备工作，我们曾先派总务处滕维凯同志赴金华观看房地，随后王元珍同志，林尧、章若明等同志都曾先后到金华实地观看房舍……院、系同志对省委决定将我院搬金华都表示拥护，并能本着从战备精神出发来考虑学校今后建设和用房等问题。根据各系实地观看和紧缩用房来安排，大家感到全院五个系，如果一次都搬到金华新校址有很大困难，主要是教学用房不敷应用，生活用房悬殊太大，如果一次搬去，不但学生无法上课，很多教工也无宿舍可住。”（浙师院党委（65）15号）副院长章若明到金华现场考察以后说“那面24000平米，我校现在44000平米”，相当于学校的面积减到了一半左右，教学用房、生活用房、单身教工住房、家属住房无一充足，如何安排就已经不是“艰难时期，大家挤一挤”这样的空泛口号所能解决的了。从1965年6月4日上午开始的第一次会议一开始，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就开始报告金华已有的房屋如何不能满足浙师院搬迁过去的需要。“只一个教学大楼，五系都去有问题”、“教学场地，只是公体教学用的，球类房只能篮球教学用，不能排球教学。我们每天有教学，而现在没有场地（田径），球类场地也没有。而这里篮球场有八个，排球场有四个还要武术场，体操要一个房，公体还要一个房，球类体操两用。还要举重房、游泳池。”（张志芳语），“生活用房问题很大，只80户可住，而我们有近600户。”（高树言语）而根据实际统计，金华学生宿舍使用面积为4868平方，可住学生1300人左右（按低于中央规定使用面积3.3平房标准计算），而浙师院在杭州的宿舍使用面积为9895平方，实住教工224户，单身教工163人，实住70个房间，约1500平方。金华现有宿舍使用面积为3105平方，按原设计只能住60户，单身教工宿舍没有。用滕维凯老师的话说是“三个馒头五个人吃，看怎么吃法”，大家都吃不饱却是必然的。
五月下旬，省委下达初步决定的时候，“教育厅的意图是五个系都去。”（章若明语）而浙师院的会议讨论意见则是不能全搬。一方面当然是房屋不够，现实条件不允许整个学校搬过去，“我个人看法，五系去有问题，就是盖建议房屋那也要两个月。现在还是正常情况下的备战，坚持一条，保证不影响正常教学。”（章若明语）另一方面师院领导也考虑到若连根搬走、以后就没办法搬回杭州，存着一丝一旦形势有变、在杭州还有家可回的心理。后来证明这个担心并非杞人忧天，虽然后来浙大、杭大、农大、医大也都搬了，但“浙大等几所大学搬的只是部分专业，大本营还在杭州，一旦有机会还可以搬回去。”（周舸岷语），周舸岷老师后来回忆说“唯独我校的搬迁是被连根拔了，以后再也无望回杭州了，内心很不平衡！” 所以当时会上认为：“一定去，只能先去三个系，而且必须马上造房。五个系都去，只能情况很急，要各校都动了，才可以去。其他搬回了，另两系也搬回。”（高树言语）已经考虑到了风向有变立即搬回杭州的可能性。当然最终的确是只有三个系搬到了金华，但问题是留在杭州的几个系并没有如部分教师所希望地那样原样保留，形成一个“浙江师范学院杭州校区”，而是被并入了其他学校（如老杭大），浙师院也就因此失去了回到杭州的后路。这样一种处理方式，可见当时省里是铁了心要把浙师院“驱逐”出杭州了，在一些相关问题的处理上，也有“蛮不讲理”之感。
比如浙师院会议上曾有这样一段对话：
刘瑞之：不知省里对我们如何看法。
周启明：厅长解决不了，去找省委书记。
高树言：不允我们提意见，难道不招了？三次、五次报告呈上去。物理系并入杭大，体育系归省体委，我们只办三个系。
关键词：解决不了、不允提意见。可以看出省里对浙师院南迁所持的态度：口头传达、强制搬迁、问题自己解决。已经可以说是有些相当不负责了。作为学院的领导，省委的决定已经下来了，理由已经给出了，而且强制执行、不容置疑，那么尽管这理由实在有点说不过去，也只得服从决定、尽力向学校的师生说明。会议中因此充满了疑问：如何传达？学生问，怎么回答？搬迁的理由？为什么只有浙师院要整个搬？
在第一次会议中，章若明副院长就提出：“（搬迁）现在还保密，搬去如何对群众说？”可见南迁金华一事在五六月份时还是秘密筹备的，可能也顾虑到了师生必然会有的强烈反响，意图先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而既然“战备疏散”是省委给出的正式理由，学院领导也只好硬着头皮在此做文章以图缓解来自师生的压力。
“如何用形势挂上钩，是个问题。”（余樟根）
“从布局来看，谈越南形势讲起，有备无患。深入农村，从目前和长远打算结合。”（王元珍）
“讲的口径要统一，备战：城市疏散，缩办人口，全面布局。”（林尧）
许多当年师生后来回忆说这理由完全无法令人信服，颇有抱怨负责动员的校领导强加解释，但其实从学院领导方面来看未尝不是如此。办公室主任纪梦秋就说：“（南迁）许多不能自圆其说，又说备战，是长远的，安排又说是临时的。”余汉民老师则认为：“听了报告，党政说服力不强，到金华与其说是备战，不如说是参战。…不过我校几年来都不安定，半死不活，还不如早搬。” 可见他们同样不认同搬迁的理由。“到底为什么要搬？从备战角度讲不通。一则备战应该不光浙师院需要，二则金华是战备重地，哪有高校搬去战备重地备战的道理。”纪梦秋的这句话可说表达出了很多师生共同的疑惑。
还有其他的一些观点：
“胡士煊说，从战备出发，不如搬湖州？重要，浙大为什么不搬？英专刚成立，为什么不搬？….不少人说：搬金华，不如同杭大合并。”（张志芳）
“为备战，搬去金华说法不通，那里是战略要地，交通要道，我们是被逼走。英专更小，为什么可以不搬？为什么不搬宁波、温州。单要搬到金华去？”（董新生）
其实大家也都明白问题背后的关键所在，无论理由为何，省委要让你搬，除了接受再无选择的余地。因此有些激烈的言语，并非不明事理的胡搅蛮缠，而是无奈之下的一种言语发泄。 教工强烈的反对，不仅与当时“战备疏散”这一勉强理由、也与省里对杭州各所高校的不同处理方法有关，归根到底，就如纪梦秋转述胡士煊的话说，那就是“你讲备战还有什么话好说”。
短暂的发泄与抱怨之后，搬迁的事实不会改变，对于浙师院的教职工来说，必须慎重考虑自己的未来。有部分教师态度坚决，比如“周能珊说，到金华临时去一下，可以，长期落户不去。”（余樟根语）于是他们往往离开了浙师院调动到其他单位。大部分教师口头愿意服从搬迁的决定，但如刘瑞之所说：“积极拥护的看不出来。”同时他们要求照顾家庭因素。更有的人去，户口不迁，比如林国珽、孙正容等等。纪梦秋总结说：“未结婚的问题没有。已结婚不在一起的，问题不大，问题最大的是夫妻一起，现在拆开了。我们两人都搬去，没问题，给我分开，我有问题，还有小孩读书问题。” 周舸岷老师也回忆说当时像他一样夫妻都在学校工作的老师，以及一些单身教职工来说，问题并不算太大，虽然不是很情愿，搬就只好搬了。
还有一些年纪较大的老教师则比较特殊。余樟根在会上就报告说系里老教授慎微之（1947-1949年间曾任之江大学教育系主任），一听搬金华，就要退休了。也有老教师说自己“年纪大，又有高血压，要想退休了”（张志芳语），事实上这样的老教师并不少，比如从建校开始就在学校工作的像王冥鸿、宋文瀚几位老师都在南迁之前退休离开了学校，多半是为了避开南迁而提前退休，都正好碰到这个点的可能性并不大。
学校的搬迁必然带来教职工个人生活的变动，因为不少教工的爱人在杭州其他单位工作，南迁的话不少教师、干部的家就要拆开了，显然都是不情愿的。由此引出种种欢喜忧愁，有的人因此离开，有的人因此来到了。在这所学校的大门口稍作停留，看看那好不容易挂上的“浙江师范学院”校牌，然后旧人与新人插肩而过，走向各自的未来。相遇和离别，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本是正常不过的日常。个人的悲喜总是淹没在时代的强音之下，也无从决定历史的走向。但对于经历了里桐坞、王马巷的漂泊好容易得到一片稳定校园的浙师院师生来说，南迁在情感上就无法接受，多少年后听一些老校友讲起这段往事，话语中仍有清晰的遗憾与不甘。
南迁最终还是实行了。1965年8月，浙江师范学院正式搬迁到金华，开始了一段新的历程。在此之后，浙江师范学院（包括浙江师范大学时期）还掀起过几次要求搬回杭州的诉求，是对于南迁这一历史决定的持续抗争，却终究没有结果，只能化作学校在杭岁月的一段残余的追忆。当然，那就是后话了。
（本文引用的材料主要来自浙江师范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关于学校搬到金华有关问题记录》及其他相关文件。）
（作者：王凯）